人活一辈子，能耐还在其次。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都是时势使然。
厚朴错过格力，让外界意外。
神秘的厚朴基金成立十二年，没有官方网站，没有对外联系方式，但关于其创始人、中国第一代本土银行投资家方风雷“呼风唤雨”的江湖传说从来不少。
方风雷的父亲本姓李，革命时期做地下工作，为了隐藏身份改名换姓，一直沿用到解放后。动乱年代被批斗，其他兄弟都改回李姓换了名字，唯有方风雷保留了自己的姓名。
它取自龚自珍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也是“五洲震荡风雷激”的风雷，前加一个“方”字，颇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意味。
担大任要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方风雷16岁被下放到内蒙古插队劳动，后入伍当兵、进厂做工。直到高考恢复，他才迎来人生转机，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
新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风雷上大学时辅修了经济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经贸部。此时他已经30岁，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曾任河南省委书记办公室副主任的王忠林写文章回述，1983年，方风雷跟随外经贸部纪检委办案组到河南外贸系统调查。
一年下来，他没调查到什么，却看到了体制僵化。不过，彼时中原大省改革热情高涨，正在广开言路、广征良才。善于思考的方风雷被省领导看中，留了下来。
这一年，河南还邀请莫干山会议的青年经济学家组建“河南经济咨询团”。顾问团往往是老领导、老年人组成，咨询团则表示向敢说敢干的年轻人请教。
河南省不仅向青年经济学家们咨询，还给了他们实职。朱嘉明是河南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省长。黄江南担任对外经贸委员会副主任。
这开创先河之举，一方有魄力，愿提供试验田；一方有激情，渴望大干一场，双方一拍即合，1985年就结出五大硕果，方风雷组建的中原国际贸易公司就是其一。
朱嘉明、黄江南与翁永曦、后来令贪官胆战心惊的王书记当时被称为“改革四君子”。1979年，四人一起熬了数夜，写成预测经济将出现衰退的报告。
报告上传到中央后得到重视，他们成为给领导汇报的最年轻学者。正是这一经历，让王从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转到了经济领域。
“四君子”还是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会议期间，百余名青年经济学家不眠不休，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若干专题不停地讨论、争论，导致会议结束时大半人病倒了。
这次会议使得一批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也吸引了各方前来招贤。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方风雷也不甘落后。河南建业董事长、与他共事过的胡葆森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描述他：“一个不安分的人，具有巨大的创新动力和创新能量。”
此前，外贸是中央绝对控制领域，但方风雷却提出河南设立自己的贸易公司，从国家统管中走出来。胡葆森将他的想法写成申请报告，交到了黄江南手上。
黄江南此时正想着如何打开外贸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因此对这一大胆建议绝对支持。他积极向上推荐、力排众议，使得中原国贸得以诞生。
正是因为有了中原国贸，使得1985年以前引进外资只有500万元的河南，到了1988年已达到2亿，外贸增长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广东。
1988年，方风雷又一手促成了中原国贸与河南国际信托等三家公司合并，成立中原集团。他还参与了中国首个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的方案设计和早期筹备。
交集越来越多，让方风雷和黄江南、朱嘉明成为莫逆之交。此后，他们相继离开政界，但是彼此的默默支持和思想滋养则是源源不断。
这一段岁月，方风雷热血沸腾，上下求索。他应该没想过日后会弃政从商，成为“造雨人”，只是尽情享受这种亢奋，肆意挥洒激情。
1991年，方风雷前往美国，不过英语还没学好就回来了。他最熟悉、最通透的还是中国，九二春风也感染了他。
方风雷奔向最火热的海南，在建行下属一公司搞酒店开发。这年冬天，他到美国参加弟弟婚礼，在经济学家刘国光的介绍下，认识了曾任世界银行北京处首席代表的林重庚。
虽然1990年任期结束回美，但林一直在关注中国，希望建立一家国际化金融机构。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方风雷后，总是从国家战略高度思考问题的后者立刻被吸引了。
方风雷后来对《中国企业家》说，金融改革带有倒逼性质，“不去资本市场，国家解决不了这么多资金，国企改革完成不了……所以要一步一步地推动上市，这是倒逼回来的。”
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外国企业要进来。当时摩根士丹利亚洲区负责人杰克·华沃兹也想创建合资投行，因为他看到中国是“下一件大事”，要抢占先机。
在中外合力推动下，1995年6月，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简称中金）成立，建行持股42.5%，摩根士丹利拥有35%，余下被分给其它投资人，但中外总持股比例为50%对50%。
中金成立初期，做业务是摸石头过河，直到方风雷操盘中国电信香港公司（中移动前身）上市，才找到了大方向。
1997年10月，中国电信（香港）成立仅5个月便在纽约和香港同时上市，融资42亿美元，是当时亚洲除日本之外的最大规模IPO。
虽然中金和方风雷一战成名，但也将公司内部矛盾暴露于天下。因为与中金合作的承销商不是大摩，而是它的死对头高盛。
其实，中金成立后不久就陷入了控制权的争夺中，《华尔街日报》前中国社长麦健陆在《十亿消费者》一书的第二章《同床异梦》中有详细记述。
大摩认为自己懂业务会管理，理应掌控全局，因此把中金看成其下属分支，建行的作用是提供客户和搞好政府关系；但已成为建行行长的王要用市场换管理，大摩可以负责技术层面，战略方向则应由中方主导，他希望中金成为世界一流的投行，为中国经济改革服务。
双方在各方面都互不相让，夹在中间的首任CEO林重庚左右为难，任职3个月就辞职而退。此后大摩又指派了四任CEO，但副总裁方风雷才是中金的实际管理人。
麦健陆叙述，当林重庚第一次将方风雷介绍给华沃兹的时候，后者看着眼前这位头发凌乱的壮汉，英语也说不好，像是某人的司机，而不应被称作“中国最优秀的交易人”。他暗想，没有人会把方当回事。
不仅是华沃兹，中金的大摩员工也这样看待方风雷，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了，方才是精通中国商业作风的大师。
在吞云吐雾、推杯换盏间，他总能让客户吐漏心声、赢得信赖，而原来在大摩只是二三流员工的他们对这种作风一窍不通。
搞不定客户的大摩员工最后只能唯方风雷是从，中金建行员工对他更是十分敬畏。精力充沛的方风雷还事必躬亲，一名中金公司元老说：“他要把所有人的卵蛋都捏在手心里”。
方风雷后来对《中国企业家》说：“我不懂技术，我也不会做模型，财务报表我也看不懂，就是计算机我也不会用……总的来说我的工作就是跟人聊天，看大势、算大账就可以了。”
当然，他看的大势、算的大账令人叹服。
他本来是想拽着大摩一起筹划中国电信上市的，甚至专门跑到纽约与相关人员沟通。但这些人对方风雷的初始印象与华沃兹是一样的，而且当时中国的电信体系和邮政体系归邮电部统一管理，没有上市主体，因此大摩一口回绝了他。
不过，方风雷却坚持推动中国电信行业上市。他在欧洲考察时看到，国外多家大型电信公司登陆资本市场，不仅筹集到大量资金，还完善了公司治理。
大摩的固执和傲慢给了高盛可乘之机。高盛亚洲主席约翰·桑顿找来自己的电信专家，与方风雷和邮电部官员一起制定了整个计划：邮电部先在香港成立公司，然后将最优质的广东和浙江的移动通讯业务资产注入其中，其他省市视情况再定。
中国电信香港上市是大型国企海外上市的第一步，也拉开了他们重组的序幕。媒体盛赞方风雷：“整个沟通过程可以写一本书，但他在5个月里沟通好了一切。”
但对于大摩来说，这无疑是当头一棒，然而接下来还有二棒、三棒……
方风雷此后主导参与了一系列大型国企重组和上市：中石油、中国联通、中国石化……这些大项目全部是与高盛合作。
大摩气得七窍生烟，视方风雷为眼中钉，但又无可奈何，因为他是这些交易唯一的推动者。
当然，中金也不总是剑拔弩张。奥斯汀·柯楠在1997年下半年接任中金CEO。他表示，自己对中金公司忠诚，而不是大摩，他的任务是建立一家一流的中国投资银行。
柯楠鼓励中国员工在开会期间大胆发言，不要被傲慢、强硬的外国银行家吓倒，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他。中国员工尊敬他，认为他“胸怀坦荡”，方风雷也十分欣赏柯楠。
不幸的是，被中外一致认可的柯楠上任仅半年就因心脏病去世了，中金又回到了互不信任的过去。
2000年，中银国际力邀方风雷出任CEO，他才离开是非之地。
中金内部问题是合资公司矛盾的缩影，方风雷走了问题也依然没解决，直到朱云来走马上任才逐渐平息。2002年，筋疲力尽的大摩放弃了控制权争夺，转为单纯的财务投资。
投降后的大摩反而多次被中金指定为联合承销商，获利丰厚。但巨头的野心永远是进击的，大摩2010年退出中金，改与华鑫证券合作，今年终于成为控股券商的外资。
方风雷后来在采访中总是极力称赞大摩，但也认为对方“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我”。
他对麦健陆说：“他们未料到中国人学得会这么快，他们预想中金公司需要十年才能成长起来。”
海外上市是中企参与国际竞争的第一步，中国经济开始融入全球浪潮。主导了一系列大交易的方风雷曾被《亚洲金融》评为“对中国资本市场最有影响的十人之一”。
不过对于这些风云激荡的往事，方风雷只是淡淡地说：“我们都是让时代推着走的……中金就是那个阶段的产物。”
“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把领导交你的活儿干好，我们没想得那么复杂和高尚。”
多年后，方风雷依然会到柯楠墓前献花。“是他的心，不是他的头脑和技术能力，而是他的管理风格。他尊重我们。”
中金的辉煌战绩使得方风雷成为大交易代名词，中银国际正是看重这一点才把他请来。
方风雷在此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帮助李泽楷的盈动收购香港电讯，凤凰卫视、同仁堂在创业板上市，尤其2001年中海油在纽约、香港两地上市。
不过，方风雷此时已准备从中银辞职了。
单纯做生意不是他的目标，他更想将中银国际从一个体制落后的国企证券公司打造成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银行。
不想改革到中途遭遇互联网泡沫被戳破，李泽楷神话幻灭，中银国际债务风险陡增，方风雷因此受到质疑。声誉是一切，没有了威信，他很难再推进改革。
此后，方风雷入职中国工商银行和东亚银行共同创办的投资银行工商东亚同样不如人意。不过当时国内创投兴起，他的兴趣也转移到私募主权基金（PE）上，并且已经想好了“厚朴”这个名字。
方风雷并不是心血来潮。此前作为中金直投委员会主席，他投出过鹰牌陶瓷、南孚电池。直投部后来从中金剥离，就是著名的鼎晖投资。
不过2004年，方风雷授命解决海南证券危机、成立高盛高华证券，他自己的梦想就暂时搁置了。
高盛高华最特别的地方是股权设计，虽然高华持股67%，高盛持股33%，但高华是方风雷等人成立的3家公司向高盛贷款1亿美元组建的，高盛曲线获得高盛高华的掌控权。
方风雷等人还与高盛签署了非正式协议，在政策允许时，高盛可以收购他们的高华控股权。当时，双方预估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会在2006年解禁。但直到去年，外资才被允许控股券商。
本想把老铁高盛领进门就好，没想到被套住了。2007年，方风雷只好以非执行董事长的身份从高盛高华分身，组建自己的PE。
他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原大中华区前任主席何潮辉、高盛亚洲投资银行部原联席主管王忠信合作创办厚朴基金管理公司。
凭借三个人的声誉，厚朴首期基金融资额超出原计划1/4，达到25亿美元，淡马锡和高盛皆出资数亿美元鼎力支持。
厚朴完成筹集资金不久，就接连用大单震惊了市场。
2009年1月，厚朴耗资6.5亿美元从苏格兰皇家银行购入其所持有的30%中国银行股份；
5月，厚朴组建财团，从美国银行手中接下高达73亿美元的建设银行H股股份；
7月，厚朴联手中粮集团出资61亿港元入股蒙牛乳业，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还有牵手中投入股蒙古龙铭铁矿、投资美国得克萨斯州页岩油，撮合阿根廷最大的私人石油公司把50%的股权卖给中海油……
每个收购案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中国，“我们从来没做过任何一个跟中国主题无关的项目”。
这些大手笔也均非普通PE能操作，它却独揽重任，把投行的活也包了。
虽然风头无两，但方风雷也有遗憾。他最初筹备的是两个基金：一个是拿外资的厚朴，另一个是与苏州创业集团联手设立的百亿人民币产业基金，但后者未募集到预想的资金规模。
相比国外投资者，国内投资者反而不那么信任他。
这也许与他之前受到的争议有关。
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分享这些红利的多是外资或有外资背景的机构。尤其是利润最高的中国垄断企业集体海外上市，让国内投资者很眼红，主要操盘手方风雷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对于争议，方风雷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要看“发展的究竟是谁”，“最好的企业都是在国际上杀出来的”，“无非人家赚了点钱，大帐小账要算明白”。
他对《南方人物周刊》说：“我是顶着做，出身红，政治上能担待，肩膀担得起，否则一会儿爱国一会儿卖国的，换个人神经都受不了。”
2011年，方风雷的两位合伙人萌生退意，厚朴基金经历了一段动荡时期，让他们沉寂了三年。等到市场再次见到他们公开消息时，PE已百花齐放。
当然，中国最耀眼的企业也已不是那些垄断企业，而是BAT这样的互联网巨头。因此，擅长操盘国企的厚朴不再像以往那么显眼了。
低调，并不代表缺位。
在关键领域总能看见厚朴的身影。例如，去年他们与中投、淡马锡、芯片巨头Arm等公司共同创立厚安创新基金，接手软银出售的Arm中国51%股权。
厚朴投资总额已超过140亿美元，近些年已经多元化，不再限于国企国资。例如：他们投过小米、蘑菇街、商汤科技等。
在海航危机中，厚朴成为“拯救者”。通过它的牵线搭桥，万科接手了海航旗下至少9处地产项目。
万科与厚朴也渊源颇深，方风雷和王石都是“嵩山会”会员，这是胡葆森发起的豫商组织。厚朴还帮助万科在2017年成为亚洲最大物流设施提供商和服务商普洛斯的第一大股东。
普洛斯私有化是CEO梅志明发起的一次变相MBO（管理层收购）。在方风雷的操盘下，最终由万科、厚朴、高瓴、中银、普洛斯管理层组成的中国财团以116亿美元成功收购。
有了这个先例，最初厚朴和众多老朋友现身格力混改时，许多人猜测这将是普洛斯MBO的又一次重演。
不过根据混改方案，受让方必须是一致行动人，受同一控股股东或实控人控制。这唯一不二的选择，使得厚朴和高瓴从队友变成了对手。
相比高瓴的长线投资，厚朴以往更擅长解决难题“扶上马”。对于已经在“马上”的格力来说，厚朴发挥优势的空间有限。
看大势、算大账的方风雷更在意的或许也不是结果，而是交易的示范作用和影响。
行走江湖三十余年，方风雷已经打造了一张可以纵横捭阖的投资网，可以操作高难度又复杂的大交易，不过它只围绕着一个中心点编织：中国。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国家、社会、发展、历史、政治这些大的命题普遍感兴趣。某种意义上讲，是国家命运的跌宕导致你不得不去关心这些问题。”他的弟弟、大江投资董事长李风说。
方风雷把自己的实践形容为“高位蓄水”：学习先进者，同时把握和参与中国体制改革。
《一代宗师》里，宫二父亲、八卦掌掌门宫羽田说：“人活一辈子，能耐还在其次。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都是时势使然。”
虽然世人把方风雷看作是“呼风唤雨的大神”，但他始终把自己当做是改革开放中一枚有用的棋子。
